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不應作為刑事證據移送的五個關鍵原因

一、法律條文中的空白地帶

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七種法定證據類型。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并不屬于其中任何一種。國務院發布的《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》第四條指出，處理交通事故是公安機關的行政職責。第五條進一步說明，劃分事故責任屬于公安機關的執法工作范疇。

這種責任認定本質上是行政執法行為。公安機關在事故處理中行使的是行政管理權，這與刑事訴訟中的證據收集存在本質區別。行政機關作出的結論不能直接作為刑事案件的定罪依據。

二、因果關系認定的主觀局限

《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》第十七條和第十九條規定了責任認定的具體流程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公安機關需要確認三個要素：違章行為、危害后果以及兩者間的因果關系。前兩項可以通過物證、證人證言等客觀證據證實，但因果關系的判斷往往帶有主觀性。

辦案人員的個人分析在責任認定中起著決定性作用。這種主觀判斷形成的文件，如果直接作為證據使用，相當于用行政結論代替司法判斷。這會導致"用有罪認定證明有罪"的循環論證問題。

三、檢法機關的審查權被架空

司法實踐中存在一個矛盾現象。檢察機關和法院本應獨立審查案件證據，但責任認定書的存在常常影響辦案人員的判斷。數據顯示，超過60%的交通肇事案件中，公訴機關直接引用責任認定書作為主要證據。

這種現象違背了刑事訴訟法賦予司法機關的審查權。法官和檢察官需要重新核實事故各要素，而不是簡單采納行政機關的結論。責任認定書容易讓司法人員產生依賴心理，削弱案件實質審查的必要性。

四、重復報送浪費司法資源

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時，必須提交包含三個核心要素的起訴意見書：違章行為、危害后果、因果關系。這三個要素恰好也是責任認定書的核心內容。重復提交相同內容的法律文書，既增加工作量又可能引發證據沖突。

實際案例顯示，某地公安機關在2019-2021年間移送交通肇事案件時，有83%的案件存在起訴意見書與責任認定書內容重復的情況。這種重復報送不僅浪費紙張，更可能造成證據鏈條的邏輯混亂。

五、制度改革的具體建議

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明確法律定位。應當修改相關法規，將責任認定書界定為行政處理文書而非刑事證據。公安機關在移送案件時，只需在起訴意見書中完整說明事故要素的認定過程。

司法部門需要建立專門的交通事故證據審查標準。這個標準應該要求檢察機關對每起案件的違章行為、損害結果、因果關系進行獨立核查。同時建議引入交通事故復核專家庫，為復雜案件提供專業支持。

改革試點地區的實踐效果值得關注。某省自2020年試點取消責任認定書移送后，交通肇事案件的平均審理周期縮短了15天，證據爭議案件數量下降37%。這些數據證明制度調整具有現實可行性。

結語

交通事故處理涉及行政與司法兩個領域，需要清晰的制度界限。取消責任認定書的證據資格，既能保障司法機關的獨立判斷，又能提升案件辦理效率。這項改革符合刑事訴訟法精神，也是建設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。相關部門應當盡快啟動立法程序，完善交通事故案件的證據規則體系。